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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穆:自己读《论语》与劝人读《论语》乃中国读书人两

发布日期:2020-06-30 07:3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 

钱穆曾在《朱子新学案》开篇说:“在中国历史上,前古有孔子,近古有朱子,此两人,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,留下莫大影响。旷观全史,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。”足见钱穆对孔子、朱熹的景仰与敬慕。我们翻看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目录,即可知孔子、朱子研究在钱氏的学术生涯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不过,倘若只推举一人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,钱穆的答案无疑会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。而记载孔子生平和思想最真切具体、最活泼有味的,莫过于《论语》。因此,要学习、认识孔子的思想,最佳途径毋庸是细读《论语》。如果说对《论语》的研读贯穿了钱穆的一生,绝不为过。钱穆晚年不遗余力地宣扬孔子思想,给人的感觉是恨不得“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”(李零语),为此他十分卖力地劝读《论语》:“我认为,今天的中国读书人,应负两大责任。一是自己读《论语》,一是劝人读《论语》。”(《孔子诞辰劝人读论语并及论语之读法》,《孔子与论语》)

研治宝典

《论语》与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被朱子并为“四书”之后,成为传统中国士人的一部必读书,而《论语》尤为核心。钱穆十岁时,举业已废,但四书五经等典籍仍受重视,加之江南苏常地区学兼新旧,积累深厚,耳濡目染之下影响殊深。当其时,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,江南小镇也掀起阵阵涟漪,钱穆晚年回忆,“余幼孤失学,弱冠即依乡镇小学教读为生。然于当时新文化运动,一字、一句、一言、一辞,亦曾悉心以求。乃反而寻之古籍,始知主张新文化运动者,实于自己旧文化认识不真”(《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?序二》),由此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,矢志于国学研究,尽心竭力“为故国招魂”。

钱穆高足严耕望曾指出,“先生为学善师法,善变化,喜新知,勇创见,而能悉心追求,每从细小事故中彻悟大道理”(严耕望《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》,《治史三书》)。比如,钱穆在无锡荡口镇私立鸿模学校和梅村县立四小任教,讲授《论语》课时,精读《马氏文通》,仿其体例,积年写成《论语文解》一书。该书以《论语》文句为例,分“明体”“达用”上下两编,阐解文章的“起承转合”之理,于1918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。乃钱穆生平第一部正式出版之著作。